符号的隐性力量

来源：汽车商业评论 作者：马蕾 时间：2008-09-11 【大 中 小】

　　在对现实的执意中，透视出刘国强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现状深厚的人文关怀，他的作品也正因如此而具有了一股内在的生命力。

　　中国当代艺术是一块很奇怪的领地，它一方面通过有巨大需求的市场热闹喧嚣地鼓噪起一部分艺术家对于名利的浮躁心态，另一方面却又沉淀出不为市场左右、具有真正艺术品格、不断独立思考的艺术先锋。

　　刘国强并不是一位善于用语言表达自我的艺术家，事实上，他更愿意将他的经历、思想及反思全部转化为画作中的元素以及特有的符号，并将之贯穿在其所有系列作品中，而他自己则藏在画作背后，保持着一个人独立思考的自然倾向，基本上不介入当代艺术的各种争论与比拼。

　　当炒作一词在当代艺术界已经成为一种市场手段时，刘国强执着地固守着清静，固守着对绘画和艺术发自内心的热爱，这其实并不是他的策略选择，而更贴近他的性格与人生态度。

　　尽管如此，刘国强以其独特的绘画语言与图式风格仍然引发了当代艺术界的关注，在一些前卫的艺评家看来，刘国强的坚持可以被看作当代艺术家的一种文化选择，这一选择，在当代艺术逐渐被产业化的当下，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探讨的话题。

　　1962年出生的刘国强，曾因对自身和周遭现状不满的反抗以及对绘画艺术的执着追求，而被所谓的主流社会看作是离经叛道者，他放弃了沧州老家他人艳羡的“铁饭碗”而决绝地骑车北上，走上一条追求纯艺术的道路，也正因此，他将自己定位为精神与身体的逃亡者。而这些经历和他的心路历程也被固定成自己因循的图式––通缉令，并成为他绘画语言的独特符号。

　　多年从事电影海报创作造就了刘国强出色的绘画功底，使他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语言特征，无论是与汽车题材相关的画作，还是《协奏曲––大团结万岁》中拍手系列作品，刘国强都试图将这个时代里最具普遍性的动作或元素抽象出来放大并不断地重复，从而构造出一种颇具意味的图式，而在这种对现实的执意中，透视出艺术家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现状深厚的人文关怀，他的作品也正因如此而具有了一股内在的生命力。

　　红旗车与全球化

　　在刘国强的工作室，一幅5米×3米的巨幅画作倚墙而立，有中国当代艺术教父之称的栗宪庭以警察形象坐在画面中一辆红旗警车里从天安门前驶过，车身上有其一以贯之的通缉令符号。

　　这是最近两年刘国强正在策划的一个重大艺术作品中的第一幅，他计划用三到五年时间完成200余幅。

　　在这一策划中，红旗车被刘国强当作中国文化的代表符号移植到每一幅画作中，而车中的人物及车后的背景却各不相同，按照刘国强的设想，除了分别作为起点和终点的第一张和最后一张都采用天安门的背景，其他则会选择世界各地具有代表性的场景，比如法国凯旋门、悉尼歌剧院或者埃及金字塔。

　　这不仅是一种重新定义的庞大图式，显然也是刘国强对当下社会发展现状思考的结果，中国元素与世界各国的图景结合在一起，不仅将全球化这个当下最热门的话题提升到艺术角度，也开拓性地带出了对这一背景下文化融合的探讨。

　　而始终出现的“追缉令”的符号，不仅使艺术家绘画本身具有了传承性，同时又有了那么一种唤醒的作用––这使得作品中的批判意义丝毫未有削减––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化应该保持怎样的一种姿态，而看似开放的环境是否真正为那些为艺术而“逃亡”的人构筑了一个精神家园和“避难所”。

　　约翰·柏林曾经对艺术品中平庸与杰作的差异进行过一番论证，在他看来，杰作是真正反映艺术和情感的结果，而不反映在市场一时的大热。显然，当一个社会热点来到之时，刘国强从艺术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这不仅从本性上可以刺激艺术的发展，还在客观上能够扩展艺术的影响范围。

　　刘国强试图用一种既有变化又规整的视角来反复刻画这一主题，事实上，这已成为刘国强的独特风格，在这样的一组群像中，刘国强通过细节和符号的力量隐性地表达自己的姿态和立场，这些姿态和立场，有时看起来总是有些藏而不露，而当你仔细品读时，却有一种更深刻更令人回味的诠释。

　　独特符号

　　几乎出现在刘国强所有作品中的通缉令符号，是仿照警察局发出的通缉令形式而完成的图像标志，如果仔细端详通缉令中留有八字胡的古代蒙古人形象，可以从中找到刘国强的影子。

　　事实上，这不仅是刘国强作为自己对这个时代所特有社会现象的关照和记录，也反映了他自己的心路历程。有时候，刘国强拒绝经验世界里的常规表现，在他身上，你甚至捕捉不到城市生活给一个年过不惑的男子所留下的圆滑痕迹，相反，他从未改变过的简单却又叛逆的性格却屡屡让他受伤。

　　这些经历和感悟都成为刘国强创作方面的重要资源，尽管，“通缉令”上“逃犯”以头戴帽子、拍着手、充满善意微笑的形象出现，但观者在其面前凝神思考时，却好像被什么击中，从而唤起某种共通的情感。

　　这一拍手鼓掌的蒙古少数民族人物形象最早出现在刘国强《协奏曲––大团结万岁》系列中，他将这个中年拍手的汉子画成56个民族的代表形象，分别穿着56个民族的特色服装，同样的人物，同样的微笑，同样的姿势。

　　在《协奏曲》系列中，刘国强还描绘了毛泽东、邓小平与江泽民这三位曾经的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拍手形象。艺评家对其给出了这样的解读：“最高领导人的拍手和鼓掌形象在公众面前露面时，往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这样‘雷鸣般’的掌声中，历史事件一个个发生,构成了新中国的政治史。三十多年的政治风云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波澜，同时，培养了这一代年轻人对世界的看法。在刘国强的作品中，他选择了拍手者的形象，通过重复与并置，为我们铺陈了中国特有的政治学景观。”

　　尽管绘画本身是一个属于私人性质的事情，但刘国强显然将生活中普遍性的现象艺术化之后纳入历史思考之中，因此他的画作总是带有某种意识形态或者个人价值观上的深意，比如画拍手是因为其象征着56个民族团结、统一，但这种统一背后所带来的民族及文化的同化性问题则值得探讨。

　　在《协奏曲》系列中，他还将画面的内容延伸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诸如明星、球迷、少数民族新娘、军人、警察、老人等，那些普遍存在却又常常被忽视的细节，一经他的画笔，桩桩件件都显示出一层深意。

• [2006-01-12] 普锐斯的符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