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代表”讨伐公车之“恶”到何时？

来源：中国汽车动态网 作者：杨景定 时间：2006-04-06 【大 中 小】

　　如果要算每年的“两会”代表最为老生常谈、时间跨度最长的话题是什么，恐怕非“公车”莫属。

　　从1990年全国“两会”代表公开讨伐公车浪费之恶起，到今年全国政协委员刘光复在发言中说“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达2000多亿元，几乎和2006年的国防开支相近”，已有17个年头了。

　　17年，当年呱呱落地的婴儿，如今已成大小伙了；当年的黑发人，如今已熬成白发人。也许正因为如此漫长，刘光复委员的发言已失去新意（1996年就有报道说“当年用于公车的消费相当于1996年的国防开支”）。

　　人们疲了，漠然了，恰恰是对这个问题最为强烈的反应。

　　公车浪费之恶，人人皆知；公车改革的意义，也人人尽晓，然而１７年来，它却只能停留在“试点”阶段，一直难有根本性突破。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17年的公车改革，从来没有出现过“风雨狂”现象，大多是各单位的一种“温柔秀舞”：取消公务用车，按职务级别发放交通费用补贴。少则每人每月500元，多则每人每月两三千元。相对于下岗职工和低保人员每月三四百元的收入，相对于甘肃省渭源县县委副书记上书教育部痛陈的代课教师每月仅有40元工资，这种车改不得不让人们评论为“车改＝公务员的幸福生活”。

　　按说，这种让普通百姓眼红的“车改”，应该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然而奇怪得很，对人们批评的这种“幸福生活”，公车使用者好像并不领情和满足，参加的积极性并不高，公车改革并没有像“国退民进式的国企改革”和“国企职工被贱价买断工龄”那样，在全国形成暴风骤雨般形势。看来，对无偿使用公车者来说，不进行车改的好处，肯定比车改后要多得多。

　　“两会”代表在会上敢于代表民心民意直言公车浪费之恶，相对过去只举手表示同意的“橡皮图章”作用，是一种历史进步，但是，17年来只是停留在列举它的“恶处”是不够的，应该找出其内在起作用的东西是什么，解决的办法与措施有哪些。

　　17年车改，中央在总体上尊重地方的实际情况，只提指导性意见，具体做法上不搞“一刀切”。然而，正是因为“不搞‘一刀切’”，给各地公务用车改革留下了诸多自我掌控的空间，才使得公车改革一直温良恭俭地进行着，才使得每年的“两会”代表都要旧话重提。

　　去年11月8日，《中国青年报》刊载的署名“李侠”所写的《40元月薪与100万元豪车》的文章中，在将甘肃代课老师一月仅40元工资与前不久农业部的两辆豪华大巴车（每辆大巴价值100多万元）被破坏分子烧毁的消息作了对比后说道：“两件事对比，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存在的伦理缺失问题——即作为公平的正义，在政策制定层面缺席了”，“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成为少数精英与利益集团进行博弈的结果，广大公众在政策制定中往往只是旁观者，是沉默的大多数。这种政策制定模式造成的后果是，贫富分化加剧，影响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这是不是“两会”代表每年围绕公车问题“如骨梗喉不得不说”，而公车改革却“年年岁岁花相似”的根本原因所在呢？

　　早年，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认为，根据“社会契约论”原理，管理社会的公共组织只有“社会性”。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共组织只有“一定的社会性”，主要的是具有“阶级性”——为本阶级服务。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经济人，也会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本身也存在“自利性”，并非只有社会性。对此，公共选择学派曾进行过详细的考量与分析。他们认为，政府一旦形成，其内部的官僚集团也会有自己的利益，也是一个经济人，也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甚至会导致政府的变异，如大量滋生权力寻租与腐败现象等等。

　　我国各级政府是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组织，与西方的政府组织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从近年来并不少见的“权力寻租与腐败现象”可以看出，起码在一些公务人员身上，是存在着“自利性”的。由此，为了让明年或后年的“两会”代表不再旧话重提公车浪费之恶话题，记者认为应从现在开始进行两件事情：

　　一是切切实实加强“为人民服务”宗旨和“三个代表”思想的再教育。因为这是与“自利性”完全相对立的。唯有如此，才能克服和弱化一些公务员身上的无师自通的“自利性”及其行为。

　　二是公车改革到了总结教训的时候了，再继续“试”下去已无必要，而且负作用太大。建议全国“一盘棋”，痛下决心拿出一个政策，进行彻底的、革命性的公车改革。